2020年已過近半，新冠疫情對中國經濟帶來了重大影響，一季度中國經濟出現負增長，對國民經濟拉動作用較大的基建、地產、制造業等行業受到較大影響，有的幾近停滯。面對全球疫情的不確定性，今年兩會工作報告中提出不設經濟增速具體目標，這是中國第四次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不設增長目標，足見沖擊之大。
隨著防疫風險等級的下降，經濟恢復建設的步履開始凝神徐行，寂寂街市終于逐步復現生機。不同于2008年的“四萬億”強著陸，此次經濟調節強調“六穩”、“六保”，注重可持續發展、質效并舉，不搞量化寬松和大水漫灌。而基建行業作為長期以來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伴隨著“新基建”、基建REITs等重磅政策的出臺，再次引起社會各界關注。基于此，本文以近年來政策邏輯為立足點，兼顧國內外對比，分析當下中國基建市場投融資現狀，與讀者共饗，拋磚引玉，促進交流與思考，以更好地應用好政策，促進基建和經濟發展。
一、中國基礎設施投融資發展歷史及國內外對比
1. 中國視角
中國基礎設施投融資政策的演變與中國財政政策變化密不可分，大致可以劃分為五個階段[1]。
第一個階段：1993年之前，中央各地方財政和政府作為主導，以發行國債及銀行貸款進行投融資。在該階段，中國存在外匯與儲蓄雙缺口，既缺資金又缺技術，開始引進外資試點BOT模式。
第二個階段：1994~2002年，以分稅制改革為節點，地方政府財權上移事權下移，同時限制地方政府直接舉債，地方融資平臺開始萌芽，為地方政府基礎設施建設融通資金；同時，面對公路、碼頭和電廠等基礎設施的嚴重滯后，這一階段中，中國政府頒布了外商投資條例等法規政策，從國家層面開始有計劃的推動BOT項目實施。
第三個階段：2003~2008年，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基礎設施對經濟的瓶頸再次凸顯，一些部委和地方政府出臺了政策法規打破基礎設施領域的進入壁壘。2005年2月，新華社授權全文播發的《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國三十六條）強調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電力、電信、鐵路、民航、石油等壟斷行業。在政策利好的刺激下，國內一些城市開始掀起市政公用行業運作的浪潮。
第四個階段：2009~2013年，這一階段全球主要經濟體陷入經濟危機的下行階段，中國政府出臺了“四萬億”政策，以土地經濟為主導的城投模式和房地產經濟得到飛速發展。2009年3月，央行和銀監會聯合提出：“支持有條件的地方政府組建投融資平臺，發行企業債、中期票據等融資工具，拓寬中央政府投資項目的配套資金融資渠道。”同年，城投債發行數量也從11支增加至119支，發行量達到1896.3億元，總發行量較2008年激增1155.83%[2]。GDP在實現V型反彈的同時，也為今后的地方債務埋下伏筆。
第五個階段：2014年至今，《國務院關于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國發[2014]43號）的出臺，重新修訂了《預算法》，賦予地方政府舉債的職能，將PPP推到前沿，傳統的政府融資平臺模式開始后退。與此同時，各個部委相繼出臺政策文件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PPP成為一種社會經濟熱潮。
2. 國際視角
回顧中國的基礎設施投融資發展史的同時，對比世界其他國家會發現，除卻政治體制的差異，各國在公共治理領域，隨著經濟發展面臨著相似的問題，也有著不謀而同的解決路徑。二戰后，凱恩斯主義倡導的政府干預經濟理論隨著經濟下行、財政赤字加大、政府信任危機等一系列因素，遭遇了治理危機，如何解決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提高公共服務領域的效率，成為各國政府公共管理領域探索的新焦點。隨之而來，興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新公共管理運動”，旨在重塑政府，重新定位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而在微觀領域，各國政府開始有序推動民間資本進入傳統上由政府作為主導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領域。在英國，在部分經營性基礎設施民營化后，準經營性和公益性公共服務則實施PFI/PF2，而在其海峽對面的法國，則以特許經營為主導。這便是PPP的前身，起初作為一種投融資模式化解各國在公共服務領域的投融資問題，隨著各國對于這些模式理念的應用和理解，上升為一種優化政府和市場關系的理念，提升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領域的供給效率，滿足公眾需求，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即聯合國歐經署倡導的People-first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對比當今PPP比較成熟的幾個國家[3]，英國起源于撒切爾執政時期，其上臺后開始推進英國版供給側改革，推動地方公共事業民營化。然而這一舉措未能徹底解決英國經濟衰退和公共支出不斷增長問題，梅杰上任后開始在1990年啟動PFI計劃，但這一政策卻一直很少被使用，直到1997年布萊爾領導的工黨執政，不斷修訂調整后才使得PFI被真正廣泛推行。英國對于PFI的雖沒有立法，但采用標準化的合同，建立了完善的運作體系。時至今日，英國的PFI和演變改進的PF2模式雖然已經停止，但影響了很多國家的實踐發展。
法國則早在19世紀就采取了特許經營的方式運作基礎設施，運河、橋梁、供水、供電等均走上了特許經營模式。20世紀后，法國又豐富了政府和社會合作的內涵，延伸出了伙伴關系合同制。
再看我們臨近的國家，日本經歷了八九十年代經濟泡沫破滅后，為了縮減政府開支，先在鐵路、電信等領域引入民間資本，后逐步擴大到醫療、市政、監獄、使館等領域，并在吸收英國PFI制度的基礎上，建立了自己的法律體系。
韓國也借鑒了英國的模式，在1994年頒布了促進民間資本參與公共投資的立法，并在亞洲經濟危機之后不斷完善，緩解政府直接投資的壓力。
除了上述國家外，德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土耳其、巴西、阿根廷、泰國、菲律賓、印度、緬甸、南非等都有PPP實踐，各國的動機、法規政策及發展的程度雖有差異，但推廣的理念是相似的。當前，中國倡議一帶一路，加強與沿線國家“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在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方面，一帶一路國家以發展中國家為主，基礎設施匱乏且政府資金短缺，發展空間廣闊，同時，PPP模式已取得世界共識，將是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強化基礎設施領域合作與對話的有利工具。
中國在PPP領域，經過多年的發展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截止2019年末，中國財政部PPP項目庫項目已達到12341個，總投資17.78萬億，在數字上中國已經躍居世界PPP第一大國。當前，由于PPP法尚未出臺，目前對于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的法律保障還僅停留在政策法規層面，而隨著不同調控政策的出臺，PPP市場也經歷了過山車似的變化。值得欣慰的是，這兩年社會各界關于“真做PPP和做真PPP”的理念在加強，這些成功和失敗的經驗為今后中國企業走出國門提供了實踐基礎。
二、當前中國基礎設施投融資現狀
經過數十年的發展，中國基礎設施投融資市場形成了以專項債、PPP和城投為主的三大模式，而由此演變出來的其他模式，并非不重要或是占比少，而是政策監管的限制和表外通道業務的無法有效統計，使得這類表外通道業務很難在數據上與上述三種模式做比較，但卻不容忽視。
此次基礎設施REITs試點政策的出臺，雖然沒有改變中國基礎設施投融資的大局和根本邏輯，但卻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主要是填補了基礎設施股權投資領域的空白，打通了基礎設施投資的一二級市場。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使得產業實力和金融資本得以壯大，社會資本的項目運作經驗豐富，資本市場流動性充足，在產業端和金融端，都亟需多元化的投融資渠道。資本市場中，債權融資體系已經相當成熟，而股權融資卻一直局限在大消費、TMT(科技、媒體和通信)、高新技術等領域，在基礎設施領域幾近空白。基礎設施REITs出現契合了產業和金融共同的需求，讓基礎設施投融資市場成為一個流動的、連貫的開放型市場，也讓當前社會各界更加系統的思考基礎設施投融資的市場現狀和發展前景。
1. 專項債模式
存量部分，從2015年至今，專項債的發行數量和規模均呈增長趨勢。截至2019年末，全國37個發行主體發行了2751支，共計9.4萬億的專項債[4]。專項債應用的領域從土地儲備專項債券、收費公路專項債券、棚改專項債券，創新和發行多種不同領域的專項債券；從行業投向上看，棚戶區改造發行占比35.93%，土地儲備占比33.89%，其他行政收費公路、高校、醫院等占比30.18%，棚戶區改造和土地儲備合計占比60%以上。
今年受疫情影響，政府為了拉動經濟在3月份明確2020年專項債不得用于土地儲備、棚改等與房地產相關領域，新增了應急醫療救治設施、公共衛生設施、城鎮老舊小區改造等項目。當時市場一片嘩然，一是由于在建項目后續融資還款出現困難，二是土儲及棚改項目貸款在商業銀行早已在財政部土儲專項債和棚改專項債管理辦法頒布后處于停滯狀態，一刀切的急剎車不合市場邏輯，幸好政府隨后在5月又明確棚改專項債有條件的恢復發行。
新增部分，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2020年安排專項債3.75萬元，比去年增加1.6萬億元，同時提高專項債可用作資本金的比例；中央預算內投資安排6000億元，增加國家鐵路建設資本金1000億元；赤字率規模新增1萬億元，同時發型1萬億元的抗疫特別國債，如果再考慮減稅降費2.5億元，將近10萬億元[5]。當然這里列舉的數據并不是說都要投入到基建領域，但從前半年的數據看，基礎設施是最重要的投資領域之一。
專項債的項目承接方，往往是地方國企和城投公司，其中，經濟發達地區的高速公路等交通領域的專項債項目有穩定的現金流，屬于地方政府的優質資產。因此，此次基礎設施REITs試點對于這些地方國企和城投而言，將是一大利好，但他們是否愿意把這些優質資產REITs化，也是當下社會各方關注的一個焦點。
2. PPP模式
與專項債相比，PPP在今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并未提及，但是在國家發改委公布的2019年國民經濟執行情況及2020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中明確強調：“繼續加大金融支持，發揮政府資金的導向作用，規范創新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支持民間資本參與補短板和新型基礎設施建設。”
從政策上看，2014年至今，中國PPP市場的發展已經有目共睹，隨著國務院及各部委相關政策的頒布出臺，多數地方政府和社會資本方在認知上從不了解PPP到“一切可PPP”，再到今天的規范做PPP，市場發展趨于理性，項目落地率不斷提高，如圖1所示。
圖1 2015~2020年3月PPP項目總投資與進入執行階段投資金額概覽（萬億元） 來源：財政部PPP中心
從融資及再融資數據看，截止2019年末，財政部PPP綜合信息平臺在庫12341個項目，管理庫在庫項目9383個，融資落地率不足10%；再融資方面，截止2020年5月末，已發行PPP ABS共21單，融資額215.58億元；發行PPP專項債4筆，融資額近40億元。從中可以看出，融資市場并未真正打開，融資難是當前制約PPP項目推進的重要問題之一。
對此，相關部委也已經引起重視。今年2月，財政部相繼升級PPP綜合信息平臺，從強化信息公開的角度加強各方對于項目全生命周期的監督；還出臺了污水和垃圾處理領域PPP合同示范文本，強化在成熟領域的運用；3月，又出臺了PPP績效管理指引，對于社會資本方和政府方的雙向績效考核約束和信息公開等要求，將有助增強金融機構對于項目的了解和信任，從而有助于PPP項目融資市場的發展。再融資市場方面，當前由于項目多數處于建設階段，目前需求還沒有完全體現出來。隨著進入運營期的項目不斷增多，再融資、股權交易，以及PPP REITs和ABS都將為PPP二級市場的發展提供發展空間，對于有資產運營能力的投資者，未來二級市場的投資并購將是新的業務增長點。
從創新發展看，此次政府工作報告大力推動“兩新一重”建設，其中智慧交通、智慧城市和產業新城等為城市賦予新動能的項目，更突出基礎設施推動城市經濟內生發展潛力。這些帶有創新性質的產業綜合開發項目，本應是社會資本的強項，但是結合PPP來看，財金[2019]10號文之后對于土地性基金支出的限制，使得PPP模式在一些園區、產業新城和TOD模式的地鐵項目中遇到瓶頸。對于缺錢的地方政府，則需要在“PPP+專項債”模式上尋求突破，尋找土地增值+項目資金平衡的自洽邏輯，或者引入產業發展經濟，選擇有綜合實力的大企業進行長期、滾動開發，實現自我造血、財務自我平衡。在目前的政策背景下，對于土地的管制比較嚴格，這類實操也有一定難度，但應是創新和改革方向。
3. 城投模式
城投也稱之為地方融資平臺，被譽為地方政府的“親兒子”，自1994年分稅制改革開始萌芽，2008年之后快速發展，成為地方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融資渠道，為中國近十年的經濟增長貢獻重要力量的同時，也推高了地方政府隱性債務。
城投債發行始于2007年，隨著基礎設施建設需求的增長，其發行數量和發行規模呈現逐年遞增的態勢，直至近些年由于各項政策對政府債務的控制和地方融資平臺的規范化和市場化轉型而有所下降，其中，2018年7月，城投新增發債總額與到期城投債金額幾近持平[6]。2018年7月23日，李克強總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中提出要引導金融機構保障融資平臺公司合理融資需求，從一定程度紓解了城投公司的債務風險，隨即市場對于城投公司的債券發行又出現了一波上漲。2019年，城投債發行數量累計4098只，發行金額33905.72億元，創十年新高[7]。這可以分兩方面來看，一是2014~2016年發行的城投債期限主要集中在4~5年期，到期置換比例較大；二是在2018年在基礎設施投資增速下降的背景下，專項債有總量限額控制，PPP在2018年受政策規范，城投不得不繼續發揮地方建設投融資功能，填補投資空缺。
尤其是今年，為了抗擊新冠疫情的影響，地方政府為了加快投資步伐，除了發行專項債之外，在城投債不論是發行量還是凈融資量都比同期有大幅增長，如圖2-4所示。
圖 2 城投債發行數量和規模（億元/個） 來源：Wind數據
圖3 近5年城投債發行總量和總償還量對比 來源：Wind數據
圖4 2020年以來城投債發行量和凈融資量 來源：Wind國金證券研究所
4. 基礎設施投資、專項債、PPP、城投和REITs
在了解了中國基礎設施以上三種主要融資模式后，似乎從總體上了解了中國基礎設施投資的主要模式。但把三者數據和基礎設施投資的總體數據放在一起做比較（如圖5所示），可以看出，目前這三種主流方式并不能完全覆蓋中國基礎設施的總體投資。
圖5 2008~2019年中國基礎設施投資與專項債、PPP、城投債概覽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Wind數據庫、明樹數據
原因有幾點，首先，以上數據是可統計數據，其中專項債和PPP成交數據是比較公開的，但在力推PPP的早期，有一定比例的PPP并沒有在財政部庫中，特別是其中城投債僅為公開發行數據，其大量的資管、信托等非標業務數據并未統計其中；其次，對于一些大型的國家重點建設項目，如長江大保護、南水北調和下一步的黃河大保護等基礎設施建設工程，采用國家直接投資或國家與地方聯合投資模式；同時，僅就三種模式而言，專項債和PPP模式受地方政府預算空間限制，城投債表面依托企業自身，但實際與地方經濟發展密不可分，發債受企業自身和地方政府債務杠桿限制，因此為了加強地方政府基礎設施建設，不少項目采用F+EPC模式，利用大型承包商的信用資質為地方政府的項目先行籌措資金。雖然有與政策打擦邊球甚至違規等問題，但卻有一定的市場空間，尤其是在10號文出臺之后，土地性基金預算不能列支PPP項目，地方政府搞產業新城項目既要吸引有綜合實力的產業服務商和承包商，又缺乏財政資金，就只能借助社會資本方的實力做滾動開發，也不失為一種創新模式。
從圖5的數據看出，近十年來，中國基礎設施投資的總量已達113萬億元。國家發改委統計1995~2018年的基礎設施累計投資統計是130萬億元，年平均增速為18%[8]，百萬億級的總投資到目前為止，早已經沉淀成巨大的存量市場。如前所述，其主要資金來源依賴于財政和銀行貸款，不論是承包類的建筑企業還是地方政府，近些年債務杠桿率都普遍較高。尤其近兩年，城投公司非標違約事件不斷增加，暴露出一些地方政府債務形勢比較嚴峻。據公開數據統計，2018~2019年發生非標違約的城投平臺就有49家，其中貴州省平臺20家7，城投公司的風險事件從某種程度暴露出地方政府投融資環境的惡化。
在此背景下，政府加大新基建投資、加強“三重一新”建設，需要大量的投資支撐，對于存量資產的挖掘就有變中求新的意義。通過盤活存量資產，降低債務杠桿、化解政府風險的同時，吸納了更廣泛的社會投資者，置換存量的同時也釋放了新增，減少了投資壓力。剛剛閉幕的陸家嘴金融論壇上，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提到中國的儲蓄占全球總額的四分之一以上，為世界經濟增長貢獻了大量的結余資金。那么對于中國的資本市場而言，REITs的出臺，也促進了公眾儲蓄投資的轉化，并且是從公眾直達實體經濟，減少了中間環節，有望降低融資成本。
而關于REITs與PPP的結合，社會各界寄予厚望，對此筆者在6月7日個人公眾號“中國PPP智庫”（官方公眾號“清華PPP研究中心”隔日轉載）上也有發布（《王守清PPP團隊答復基礎設施REITs試點有關問題的函詢》）[9]，就PPP項目的REITs發行面臨的一系列問題也參與了探討。市場上目前還沒有基礎設施REITs先例，國家發改委和證監會也明確表示，此次REITs發行不急于求成，成熟一個發行一個，穩中求進的節奏更有利于試點領域擴大和具體項目推進，因此，該文中的探討可以作為拋磚引玉供讀者參考，在此就不再一一贅述。
三、下一步基礎設施投融資發展與創新
展望中國的基礎設施投融資創新，要與當下的經濟環境緊密結合。為了抓六穩、促六保、重振經濟，相關部委在國務院金融委的統一部署下最近出臺一系列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并表示這既不是最后的晚餐，也不會有免費的午餐。簡言之，既為當下謀發展，也為未來留余地。筆者在給各地方政府和社會資本方等講課時也經常將這個理念用在PPP領域，不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都要奔著長期合作、優勢互補、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多贏原則去做PPP，否則就是兩敗俱傷，還影響公眾等其他方。
大國競爭長遠依靠科技，科技的發展并非朝夕，新基建的提出為中長期發展繪制了方向性藍圖，市場上關于新基建的文章已經有很多，領域之新、模式之新、理念之新都區別于傳統發展基礎設施的思路。但歸根結底，都是生產要素的更合理、更科學的配置，為經濟發展增強內生動力，為城市發展賦能。以前談PPP多是聚焦于項目，但PPP本身的內涵不止于此，強調政府和社會資本方的廣泛合作。此次新基建不再強調以政府為主導，也是政府治理層面的優化，從而衍生出多元化的投融資渠道。
首先是現有模式的綜合運用。專項債、PPP和城投在不同時期出現在中國經濟舞臺，又在不同的時間段被強調或者規范，有其特定的社會背景，就像當下為了加快疫情后的經濟建設，要加快專項債的下發，特殊時期應該有特殊政策，短期和長期的發展要平衡，才容易可持續發展。
城投公司近些年發展受政策影響較大，但城投公司與地方政府關系天然緊密，不論是在承接地方政府專項債項目上，還是貫徹落實地方政府發展措施上有天然優勢，尤其是一些城投公司經過近十年發展已經做大做強，成為地方經濟的重要支撐。但若全面回到城投模式，地方政府的隱形債務將不可估量，可能引起系統性債務風險。
PPP模式是廣為世界各國采用的模式，如果應用規范，是已經被驗證過的合理提升地方政府基礎設施服務效率和緩解地方政府債務的有效模式，PPP將繼續采用和推廣，但并不是一切皆可PPP，成熟國家應用的比例也不超過10-20%，未來中國也將是在一定比例如30%以內。
三種模式之間并非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發揮其各自優勢、相互支撐，共同推進地方經濟可持續發展。
其次，關于新城開發和產業園區的綜合開發，在現有政策約束下如何進行投融資創新是一個重要方向。前面提到新基建、新城開發和產業園區的開發往往可以聚集人、財、物特別是科技、大數據等先進的生產要素，但此類項目的開發建設涉及的資金龐大、要素眾多、結構復雜，招商引資又需要有戰略眼光。僅依托地方土地財政發專項債，缺乏產業布局，則對地方經濟的增長邊際效應有限，也不是地方政府的強項。因此，如何在現有政策約束下，謀劃長期發展路徑、實現短期融資可行、中期資金平衡、長期地方經濟發展有潛力，是一個需要地方政府和社會資本方等各方共同探討的課題。基礎設施的投融資不同于其他領域，雖然中央政府可能有更大的政策創新（如基礎設施REITs），但地方政府特別是企業，創新更多的是在現有的政策約束下，依托自身的項目運作實力，提高項目的可融資性，去實現資源的價值最大化，幾個要素缺一不可。
再則，關于基礎設施的權益性投資，這是由專項債做資本金和REITs試點所引發的一個重要思考。這兩個政策頒布時，引起了市場極大的關注，本質上是中國基礎設施投融資市場權益性投資工具的匱乏。國外很多國家對于投資項目的資本金比例沒有固定要求，讓市場去決定，而中國的政策有明確要求。中國政策的動機出于防范過高的金融杠桿風險，本身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金融市場沒有合適的權益性金融工具使得資本市場和基礎設施投資能夠進行聯通，對于一些大型重點基建項目的建設將是極大的制約。同時，為了籌集資本金，企業不得不繞道其他渠道，通過抽屜協議等模式融資，其實是提高了項目的融資成本，最后還都轉嫁給政府或公眾。如何搭建基建領域合理的股權融資渠道，對于中國基建投融資市場的長期健康發展非常重要，基礎設施REITs是開始，而不是終點。
最后，正如開篇在回顧中國基礎設施投融資發展歷史時，也比較了國外基礎設施投融資路徑，雖然疫情的影響以及逆全球化造成在未來一兩年甚至更長的時期內，中國經濟的恢復都將依托于國內市場，“兩新一重”則是下一步的重點領域；但長期而言，“走出去”也將中國基礎設施投融資發展的必然趨勢之一。新出爐的2020世界十大建筑服務公司中，中國建筑世界第一，法國萬喜位居世界第二，在全球上市公司2000強排行榜中，中國上榜公司的數量遙遙領先，總資產、總營業額均位居前列，但是若看盈利率和市值，中國企業則不占優勢[10]。“一帶一路”沿線以發展中國家為主，其經濟發展面臨和中國特別是改革開放初期一樣的難題，既缺基礎設施又缺資金，傳統的總承包模式也將隨之向帶資承包、PPP、股權投資與并購等模式轉變，如果在國際市場成功運作項目，與國際建筑承包商進行競爭，對于國內的建筑承包商而言是更大的挑戰，也將是一個新的醞釀點。
從當下的特殊時點，回顧和展望中國基礎設施投融資的歷史、現狀和未來，限于篇幅，而且政策也在推陳出新，本文觀點難免有不足和疏漏之處，只能以點帶面，拋磚引玉與大家探討。中國的基礎設施投融資市場巨大，讓我們與時代的脈搏共振，在發展中上下求索，為社會發展的美好明天盡自己的應有之力。
鳴謝：
感謝中央財經大學張家明對文中所涉基礎設施投資、專項債、PPP和城投債的數據搜集和整理。
主要參考文獻：
[1]、趙新博，王守清.《商業銀行參與PPP:從政策到實踐》，清華PPP研究中心公眾號，2019/5/28.
[2]、中信證券研究部，《政策看債專題——十年城投，回望前瞻》，2019/4/25.
[3]、裴俊巍，《國外PPP立法特點與經驗借鑒》，中國財政，2016.12半月刊[總第713期].
[4]、2019年中國PPP市場報告，明樹數據2019年春節版.
[5]、楊偉民.《不能借應對疫情和穩就業再給僵尸企業上“呼吸機”》，新浪財經，2020/6/15.
[6]、趙新博，王盈盈，張家明.《地方融資平臺和PPP模式對比研究分析》，清華大學PPP中心公眾號，2018/9/7.
[7]、康正宇，《城投債2019年發行總結與2020年展望》，中證鵬元評級公眾號，2020/1/15.
[8]、吳亞平，《基礎設施REITs的意義、要點和發展前景》，京東數字科技研究院，2020/5/28.
[9]、《王守清PPP團隊答復基礎設施REITs試點有關問題的函詢》，中國PPP智庫，2020/6/7.
[10]、白露，《2020世界十大建筑服務公司》，勘察設計前沿公眾號，2020/6/17.
作者：
趙新博，中國光大銀行北京分行機構客戶部，清華大學土木建管系碩士，方向PPP，天津大學工程管理與英語雙學士
王守清博士，清華大學PPP研究中心首席專家，清華大學恒隆房地產研究中心PPP研究室主任，清華大學建設管理系可持續城鎮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中國PPP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