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成成熟女多多网,理论在线好妈妈3,精品国产乱码久久久久久浪潮,中国女优无码

　摘要：下水道是市政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19世紀倫敦的下水道改革歷經四個階段。19世紀初，因倫敦排水不暢，下水道委員會被指責為“腐敗無能”。19世紀中葉，以查德威克為代表的衛生派為改善城市衛生，支持小管道下水道方案將垃圾排入泰晤士河，造成“大惡臭”。此后，首都市政工程局采用巴扎戈特的下水道設計方案，將下水道排水口置于河流下游，也造成排水口惡臭。19世紀末，迪布丁推行“生態下水道”理念，對固體垃圾和液體垃圾區別處理，解決了下水道垃圾處理和氣味難聞的問題。倫敦下水道改革是英國城市化過程中下水道改革的縮影，也是更新市政管理觀念、摸索和改進下水道技術共同作用的結果。
　　關鍵詞：19世紀；倫敦；下水道；查德威克；巴扎戈特；迪布丁
　　作者簡介：毛利霞，女，河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歷史學博士，主要從事歐美環境史、醫療社會史研究。
　　下水道作為一種城市公共設施，主要用于匯集和排放城市產生的生活污水和工業廢液。工業革命以來，隨著英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推進，城市工廠林立，人口劇增，隨之而來的是工業廢液和生活污水的增多，并對城市排水和下水道建設形成了新挑戰。倫敦作為英國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市政問題尤為突出，下水道改革迫在眉睫。
　　國外史學界在研究倫敦的公共衛生運動、垃圾處理、1858年泰晤士河“大惡臭”（the Great Stink）及隨后的供水改革和河流污染治理中皆論及下水道改革，往往把它視為倫敦相關社會改革的背景或推動相關改革的催化劑。如學者們在論述19世紀中葉埃德溫·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 1800-1890）領導的公共衛生運動時，大多會論及城市污水經下水道排入河流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即便專題論述倫敦下水道改革的論著，也大多擇取某一時期（如19世紀中葉）、某一人物或某一機構為研究對象，如首都下水道委員會（MetropolitanCommission of Sewers）和首都市政工程局（the Metropolitan Boardof Works）等。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我們了解19世紀倫敦下水道改革的概況，但缺少對倫敦下水道改革的縱向梳理。國內史學界對倫敦公共衛生改革、供水改革、泰晤士河“大惡臭”及河流污染治理等方面也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唯獨遺漏了對下水道改革的研究。故而，在國內外學者研究基礎上，本文重在梳理19世紀倫敦下水道改革的發展歷程，并評析其利弊得失，以此展現英國下水道建設的發展軌跡。
　　一、19世紀初倫敦的下水道狀況
　　倫敦的下水道建設可追溯至13世紀后期愛德華一世時期（1272—1307年）。當時英國在泰伯恩（Tyburn）修建了一座蓄水池，通過管道向倫敦輸送水源。為解決倫敦的排水，1532年議會允許倫敦設立八家下水道委員會（Sewer Commissions）負責排水事務。八家下水道委員會主要關注城市地表水的排放，對地下排水充耳不聞，缺乏統籌，導致地表水的管理也不盡如人意。1666年大火之后，倫敦開始修建位于地下的下水道。截至1751年，倫敦下水道總長度達49英里，仍不能滿足需要。
　　19世紀初，倫敦普通家庭的日常垃圾涌入住所附近的化糞池或私人排水溝，雨水和公共污水經由公共下水道排放至里河（Lea River）和泰晤士河。為防止公共下水道堵塞，政府嚴禁二者相通，違者予以罰款。隨著人口的劇增和城市的擴大，倫敦的日常生活污水日漸增多，致使街道上污水橫流。1815年，倫敦的八家下水道委員會允許化糞池和私人排水溝與公共下水道相通，所需費用由私人承擔。此舉所需費用較高（約為17英鎊6便士），超出一般家庭的經濟承受力，沒有普遍實施，但加快了下水道污水直接涌入河流的進程。據統計，到1828年，連通泰晤士河的下水道達139~145條之多。
　　位于泰晤士河南岸的蘭巴斯（Lambeth）從郊區發展為英格蘭最重要的工業區之一，是倫敦的縮影。此地廁所和化糞池四溢，沒有抽水馬桶，也沒有下水道處理系統。倫敦東區的低地一帶也是如此，“排水的河道和溝渠依然處于自然狀態，水面上充滿著污穢的東西”。1833年議會通過的《一般下水道法》（GeneralSewers Act）允許下水道委員會興建新下水道，因沒有得到3/4住戶的支持而不了了之。1834年，藝術家約翰·馬丁（John Martin）設計了一種供水和截流下水道系統，主張通過兩個“巨型貯存器”把城市垃圾賣給農夫，所得收益用于補貼修建下水道的費用。這種設計方案被視為藝術家的“幻想”而束之高閣。
　　人們往往把倫敦排水不暢歸因于下水道委員會的“腐敗無能”，這樣的印象和結論來自查德威克1842年出版的《大不列顛勞動人民衛生狀況調查報告》（Reporton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of Great Britain，以下簡寫為《報告》）以及此后的兩份議會調查報告。查德威克在《報告》中指責該機構“管理失職、浪費資金和措施不當”。需要指出的是，1830年代的議會調查并沒有對下水道委員會有任何不滿，查德威克在1840年也認為倫敦“可能”比歐洲任何首都的排水更好。1848年，土木工程師協會（the Institution of CivilEngineers）主席約翰·沃克（John Walker）還認為，下水道委員會的工作推動了下水道體系的興建，從而使倫敦“比世界任何城市更略勝一籌”。從現在的角度看，學者們也為下水道委員會辯護，經濟史家克拉潘認為當時倫敦的排水存在技術難題；羅森塔爾強調，缺少有效又可靠的下水道處理技術才造成下水道委員會無從下手。
　　二、公共衛生運動期間的下水道建設
　　查德威克的《報告》不僅揭露了英國各城鎮骯臟、擁擠、排水不暢、下水道不足等問題，還明確提出政府和社會有義務改善衛生事務的觀點。對查德威克來說，社會整潔的核心是各城鎮興建完善的供水-下水道系統。
　　《報告》不僅使下水道委員會成為眾矢之的，也為推行查德威克的下水道建設方案奠定了基礎，在當時被譽為維多利亞時代最具影響力最深遠的藍皮書。1840年代是英國經濟快速發展、人口迅猛增長的時期，隨之而來的是社會問題叢生，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一些媒體主張興建、修理和清理公共下水道，要求提升城市排水標準，進而推動議會出臺相關立法。1846年，議會通過《垃圾清理和疾病預防法》（NuisancesRemoval and Diseases Prevention Act），責成新機構首都下水道委員會（MetropolitanCommission of Sewers）負責倫敦的下水道管理工作。
　　1847年底，霍亂有可能再次傳入英國的消息又引起眾人恐慌。1831—1832年的霍亂經歷讓英國人心有余悸，促使首都下水道委員會立即把調查的重點從排水溝轉向霍亂預防。第二年夏，霍亂第二次出現在英國不久，議會通過《公共衛生法》（PublicHealth Act）。該法規定：凡新建房屋、住宅，必須辟有廁所、安裝抽水馬桶和存放垃圾的地方；英格蘭和威爾士的地方部門擁有管理排水和供水系統的權力；設立衛生總會（General Board ofHealth）負責公共衛生工作。此外，該法第一次明確允許家庭日常垃圾排入公共下水道。各地的霍亂疫情報告不斷證明“良好的排水溝和通暢的下水道能夠預防霍亂和瘟疫”。
　　倫敦對1848年的《公共衛生法》置若罔聞，年底再次出現霍亂后才成立一個委員會檢查房屋排水和主干道排水。倫敦城區的16 000 棟住房中，只有7738棟有排水系統，近1/3 的居民區根本沒有安裝排水管道。查德威克批評首都下水道委員會的下水道建設緩慢，導致垃圾沖刷力不足。還有人認為下水道傳播霍亂。可以說，“霍亂、傷寒、天花和其他流行病的一再發生，使英國資產者懂得了，如果想使自己的家人不致成為這些流行病的犧牲品，就必須立即著手改善自己城市的衛生狀況”。
　　下水道問題拖延日久，與政屬多門有關。除首都下水道委員會外，各教區、鋪路委員會（the Paving Committee）和供水公司也擁有下水道的部分管理權，造成權責不清和互相扯皮。查德威克主張由首都下水道委員會統籌管理倫敦的市政工程，具體負責房屋排水、主干道排水和道路整修清掃等事務。
　　在下水道的設計上，首都下水道委員會支持大管道系統，其形狀是上下垂直、底部扁平。大管道系統耗費磚塊較多，預計每英里花費約1116英鎊。查德威克認為其缺點有三：扁平墻不如彎曲邊堅固，容易傾斜乃至倒塌；底部扁平延緩污水的流速；頂部無蓋，有可能飄散下水道氣味。故而，查德威克主張采用市政工程師約翰·羅（John Row）的橢圓形（蛋型）設計方案，即小管道系統。他認為，小管道系統的排水道直接與房屋的排水溝相連，管道細，水流急，能夠快速沖刷垃圾。最終，查德威克的觀點占上風。他關注倫敦城區170個教區和各家各戶的排水，積極推行新建房屋安裝抽水馬桶、舊房用抽水馬桶代替化糞池的舉措，匯集的污水和垃圾通過下水道流入河流，視之為最快速、廉價和便利的垃圾清理方式。這樣一來，下水道污水和垃圾、居民的日常垃圾、屠宰場廢料、動物尸體和工業廢液都隨下水道流入里河和泰晤士河。
　　下水道的垃圾流入河流是否會造成污染和引發疾病，也引起各界關注。查德威克認為，“下水道的垃圾涌入河流會污染河水，但與人口稠密地區垃圾堆積所造成的骯臟相比，其危害微乎其微”。實際上，地面和地下污水排入泰晤士暫時解決了倫敦的污水排放問題，但造成了泰晤士河的嚴重污染，這是查德威克始料未及的。
　　周刊《龐奇》（Punch）曾于1849年刊登一幅多弗（Dover）向泰晤士河排污的漫畫，反映出人們對泰晤士河污染的認知：“多弗的做法使人們厭惡威斯敏斯特流入泰晤士河的12條下水道，因為它們污染了河流。污染的泰晤士河變成了一條惡臭的下水道，成為大家的共識。泰晤士河流經之處散發出難聞的氣味。美好時代干凈清澈的河水，如今卻成為致人死命的毒液。”據統計，1840年代末，每天約“250噸的垃圾流入泰晤士河”；20年后將達到成千上萬噸。1851年2月，周刊《家常話》（HouseholdWords）以“父親泰晤士河”為題描述泰晤士河的憤怒，提醒社會各階層的讀者疾病近在咫尺，有可能遭到河流和下水道的報復，因為他們共享來自泰晤士河的同樣的水，同樣的空氣。泰晤士河說：“我憤怒至極，你別指望我淚流滿面而不報復那些侮辱我的人。死貓爛狗流入我的胸中。河岸附近的屠宰場、魚市或墓地出現斑疹傷寒患者，還有數十個乃至數百個猩紅熱病人——因為主下水道流入我。我深受傷害，我要報復。”
　　1853年，霍亂第三次出現在英國各地，也包括倫敦。議會和公眾對查德威克的公共衛生改革失去了耐心。第二年，查德威克下臺，原因在于他支持的污水處理方式存在重大缺陷：小管道方案沖刷力不足，污染了泰晤士河，還加劇了霍亂等疾病的肆虐。
　　三、泰晤士河“大惡臭”與巴扎戈特的下水道改革
　　1855年，議會通過《首都城區管理法》（MetropolitanLocal Management Act），授權首都市政工程局（Metropolitan Board of Works）負責管理倫敦城的公共事務，如敷設街道、下水道，修筑堤壩，街道命名，住房編號等。該法首次明確倫敦的市政管理職能，首都市政工程局的設立也成為倫敦市政管理史上的里程碑式事件。首都下水道委員會因無力應對1853—1854年的霍亂被指責為碌碌無為，迫使議會將下水道改革的重任寄托于首都市政工程局。
　　與此同時，泰晤士河的污染日趨嚴重。1855年《龐奇》刊登了《法拉第向泰晤士河遞名片》的漫畫，形象地描繪出河流的惡臭讓法拉第捂住鼻子的場景。紐卡斯爾公爵（Duke of Newcastle）警告說：“泰晤士河猶如一條大下水道，除非人們立即采取某些措施凈化它，否則它會給倫敦的250萬居民帶來可怕的瘟疫。”1858年夏，天氣異常干旱炎熱，泰晤士河的水位比平時低，河面垃圾橫行，出現“大惡臭”。迪斯累利能忍受格拉斯頓在下院滔滔不絕的發言，但是忍不了泰晤士河的惡臭，用香水手帕捂住鼻子逃離下院。他把泰晤士河形容為“地獄池，其恐怖難以形容和忍受”。下院飽受臭氣之苦，不得不休會一周，甚至引發“國會遷移會址”的問題。從6月到12月，《龐奇》刊登的漫畫和文章紛紛讓“父親泰晤士河”“現身說法”，形象生動地揭露泰晤士河的污染和惡臭正影響全倫敦，嘲笑為數眾多的委員會沒有采取任何措施，喚起社會對公共衛生問題的關注。例如，“老父親泰晤士河”給市長寫信，抱怨它的生活受到沿河變遷的影響，“我的幸福之源被玷污。我曾經氣質甜美整潔，現在變得又臟又臭。孩子們看到我都捏鼻子”。“我們昔日高貴、備受尊敬的‘父親河’——泰晤士河發出的惡臭令人作嘔，難以忍受……泰晤士河成為一條無邊無際的、致命的、恐怖的、敞口的、死氣沉沉的臭水溝。”
　　泰晤士河“大惡臭”的催化劑依然是下水道——倫敦所有的排水溝經下水道流入河流。公共衛生運動期間，倫敦清理大約200個化糞池，對泰晤士河的影響觸目驚心，使它成為“倫敦主要的露天下水道”。這條“天然大下水道”成為霍亂滋生的溫床，鮭魚減少的元兇。正如學者沃爾所評：“工業增長和排污系統的發展使許多河流變成了公共下水道或令人惡心的濁溪，氣味惡臭，傷眼刺鼻，對魚兒有害，對人有毒。”
　　“大惡臭”讓首都市政工程局顏面無光，備受質疑。曾有議員質詢該機構的首席委員采取了何種措施或提出何種建議避免污染泰晤士河，意在譴責該機構不勝任。應當說，首都市政工程局一直在摸索下水道建設方案，而可行的技術解決方案代價高，難如人意。在諸多難題中，“排水系統的出水口是眼下最大最迫在眉睫的衛生難題”。社會各界意識到，建立一個官方的主下水道、改變現有的排水口至關重要。為此，議會專項撥款300萬英鎊用于下水道建設。
　　1859年，首都市政工程局采納首席工程師約瑟夫·巴扎戈特（Joseph Bazalgette）的截流下水道設計方案，實施主下水道工程。巴扎戈特曾任鐵路工程師，對地下管道設計頗有才分。他的設計方案把主下水道以泰晤士河為界分為南北兩部分，河以北3條，以南2條。南岸從布拉姆（Balham）開始鋪設上層下水道，與以普特尼（Putney）為開端的下層下水道在德普福特（Depford）相接。因水位有落差，抽水機把水位抬高18英尺使上下水位持平后，將水輸送至出口管道。這條管道長達8英里，直抵克羅尼斯（Crossness）北出水口下游1.5英里處。泰晤士河北岸從漢普斯泰德（Hanmpstead）和肯塞爾·格林（Kensal Green）開始鋪設，在老福特（Old Ford）匯合后，經里河、巴金河（Barking Creek）注入泰晤士河。
　　主下水道設計方案被視為“衛生思想”的一個窗口，引起報刊的爭相報道。1859年，500多名各界名流參加了泰晤士河南岸出水口的奠基儀式。1868年，南岸下水道系統全部完工，包括450英里（720公里）主干道，接通約1.3萬英里（約2.1萬公里）的支道，共花費460萬英鎊。南岸下水道的竣工解決了泰晤士河以南的下水道排水問題，也使河南岸免于1866年霍亂的侵擾。
　　相比之下，泰晤士河北岸成為1866年霍亂的重災區，倫敦東區尤其如此。北岸下水道于1868年7月動工，建設緩慢，源于倫敦2/3的人口生活在河北岸。下水道建設不得不在擁擠的道路、十字路口、運河和鐵路線中穿行，不時增高或降低水位以便下水道以平穩速度從西向東流。巴扎爾戈在晚年回憶了興建倫敦主下水道所遇到的一些棘手問題：“泰晤士河的水位落差不大，我們需要2英尺的落差以保證下水道的排水口低于河流。而為了抬高水位，我們不得不用水泵加壓。此項工作非常棘手。我們有時耗費數周設計方案，因穿過幾條鐵路或運河，引來各方不滿，不得已更改設計路線。這是一項巨大的艱難的工作。”為了在河北岸低水位線興建下水道，巴扎戈特修建了維多利亞河堤（VictorianEmbankment），在下水道淤積處形成了37英畝的開墾土地。河堤除了為低水位的攔截下水道提供水渠，還成為泰晤士河保護首都排水溝的最后一道防線。它也為倫敦隨后修建地鐵，鋪設氣管、水管、電線管等設施提供了服務通道。到1875年，倫敦共建成133英里長的新交叉下水道，覆蓋整個城區。
　　主下水道系統獲得普遍認可。它使“倫敦在較短的時間內變成了——如果不是干凈的城市——至少是比較衛生的城市”，也使“首都市政工程局的規章制度和方法經受住了考驗……它高效、快速、便宜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早在1874年，巴扎戈特就因功被封為爵士。主下水道工程成功地解決了飲用水和污水分離的大問題，不但捍衛了首都市政工程局的聲譽，還為城市衛生治理做出開創性貢獻，此后被其他城市所效仿。泰晤士河河堤周邊被開發為維多利亞河堤花園，成為倫敦人休閑娛樂的綠色空間。曾經污染嚴重、惡臭、丑陋的商業化河岸轉變為一條觀賞性通道，令世界各地游客贊羨不已，也成為公共衛生事業成就的典范。更重要的是，泰晤士河河堤不僅解決了倫敦的排水問題，還為20世紀倫敦下水道系統奠定基礎。21世紀初，這些下水道依然暢通。
　　巴扎戈特的下水道系統也引起質疑和不滿。在某些人看來，統一的下水道建設似乎授權公眾機構侵犯公民私生活，還有可能危及個人的自主權。由于打通了“外部氣體”和室內臥室之間的交流渠道，下水道建設危及家庭所代表的隱私權觀念和自主權理念。恰如當時的衛生專家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所擔心的，進步的衛生技術正規訓人們生活在日益復雜和整齊有序的世界中，會危及個人對家庭和身體的控制權。原因在于，“如果一個人被迫服從敏感范圍內的干預，他將默認任何形式的控制”。不過，后世學者更強調這樣做的必然性，如城市史學者迪奧斯指出，新興的城市技術，如下水道、供氣、供水，需要地方機構的整合和合作；而維護公共衛生必然會強化對工業規范和個人行為的監督，不得不“對個人行為自由的心理構成挑戰”。
　　巴扎戈特的下水道系統使泰晤士河倫敦段避免了被涌入垃圾的命運，因為下水道排水口移到河南岸的巴金和北岸的克羅斯內斯。這兩地位于泰晤士河下游、倫敦橋下游約14英里處。在泰晤士河落潮的頭兩個小時內，兩地排水口的垃圾隨河水流向大海。巴扎戈特最初選擇這兩地，是因為它們遠離市中心，居住人口不多。然而，隨著倫敦的向外延伸，這些地區人口劇增。下水道排放時散發的氣味讓周邊居民苦惱，曾向議會抗議。可見，巴扎戈特的下水道建設并沒有停止河流污染，只不過更改了排水口的地點，減少了對市區的影響。
　　到1870年代中期，首都市政工程局固守成規，拒絕與努力改善供水和排水的周邊城鎮合作。此外，它雖然反對其他機構和個人污染泰晤士河下游，但對自己在更大的范圍內污染河流視而不見。這種做法影響了它的聲譽，被指責為多余又偽善。
　　四、轉向生態處理——19世紀末倫敦的下水道建設
　　巴扎戈特把下水道的排水口放在泰晤士河的巴金和克羅斯內斯，也與當時水的再循環利用觀念有關。1860年代中期，社會各界對下水道的再循環利用熱情高漲，從而使許多企業競爭倫敦下水道的特許權。1864年，議會最終把河北岸的下水道污水再利用授權給垃圾再利用公司，用于附近貧瘠土地的施肥。但是該公司沒有籌集到資金，致使下水道直接涌入泰晤士河的河口。惡臭的下水道氣體不但使附近居民擔心自身的健康，還引來河流航運部門泰晤士河管理局（Thames Conservancy）的抱怨。
　　一個偶然事件使公眾意識到下水道氣體的重要性。1871年11月，王儲威爾士親王罹患傷寒，病因與下水道散發的氣味有關：因下水道氣味而中毒。從那時起到1872年春，王儲的病激起了“舉國焦慮”以及對下水道氣味的憤恨。《泰晤士報》報道并激發了這種憤怒：“它是一種更可怕、更持久、更潛在的危險，造成公眾憂心忡忡。它是躲藏在暗處的瘟疫。”
　　更可怕的是，王儲患病似乎證實了下水道氣味對健康和生命造成直接威脅，加劇了社會各界對室內安全的擔憂。《泰晤士報》對室內安全持悲觀論調：“威爾士親王的發燒警示我們，即便是在精心照料、室內布局完美的房子里，也難高枕無憂。眾所周知，不管我們做什么，外部的空氣都會滲入精心照料的臥室，對生命和死亡產生微妙影響。”富人的房屋配備更高效更完善的現代衛生設施，似乎更易受下水道氣味的影響。故而，報刊建議房東參與垃圾清理工作，注重排水和管理下水道，以阻止“下水道的有害氣體傳入房屋”。
　　巴金的居民深受下水道氣味困擾，向內政部請愿要求調查。內政部本想敷衍了事，結果愛麗絲公主號（Princess Alice）事件在某種程度上證實了巴金居民的困擾。1878年9月3日下午，旅游汽船愛麗絲公主號在泰晤士河航行之時，巴金的排水口正排放75萬加侖的污水。“矗立在水中的兩個大圓柱正分解發酵的下水道污水，發出像蘇打水的嘶嘶聲，有毒氣體黑乎乎的，污水流出數英里，發出一股停尸房腐爛尸體的味道。”與此同時，泰晤士河碼頭突發大火，數量龐大的石油、松脂等從碼頭流入河中，也流進了巴金的下水道排水口。傍晚時分，愛麗絲公主號與一艘貨船相撞后沉沒，船上約900名游客紛紛落水。生還者證實，“河水又臟又臭，實際上非常難聞”。“溺水者無法數小時遨游在硫化氫的水中，也無法游過首都市政工程局加長版的化糞池。”醫生們證實，人在吸入足量的硫化氫后，從窒息到死亡只需五分鐘。僅650名溺水者獲救，250人死亡。溺水者與其說是淹死的，不如說是毒死的。更令人驚奇的是，溺水者的服裝從藍色變成紫羅蘭色，尸體腫脹，裹滿淤泥，皮膚變色。尸體被清洗后又出現淤泥，發出令人討厭和作嘔的氣味。約120具尸體因腐爛、腫脹而面目全非，有些尸體甚至腫脹到無法用常規尺寸的棺材入殮。議會的調查結果模棱兩可，但泰晤士河下游的污染不容否認。泰晤士河管理局的調查抱怨下水道淤泥已經堆積成三個泥灘，給航運帶來危險。
　　“大惡臭”肆虐之時，政府使用化學方法稀釋惡臭，每周向下水道排水口附近的泰晤士河中倒入價值約1500英鎊的石灰。《泰晤士報》也認為除臭和消毒是一種更便宜的選擇。巴扎戈特從中獲得靈感，于1887年調整下水道系統，在巴金和克羅斯內斯修建沉淀水渠，用于分離固體垃圾與液體垃圾。液體垃圾由化學家稀釋氣味，固體垃圾或淤泥由專門船只運至北海。1887年6月，第一艘淤泥運輸船運抵北海，將固體垃圾和淤泥倒入海中，以此減少對泰晤士河的污染。
　　下水道處理技術也是一個持續存在的政治問題和行政問題。政治家和行政官員從行政上定義水和下水道方案，具體措施由技術官員來實施，其中夾雜著技術手段和行政措施之間的權責分配。在公眾抗議下水道出水口河流水質惡化的情況下，社會急需更合理的下水道處理辦法。官方水分析員弗蘭克蘭意識到下水道水質問題的關鍵是技術改進，急需一種新型的完善的下水道處理技術來解決難題。
　　首都市政工程局的主要職責是興建下水道系統，但它不斷擴大管理范圍，將橋梁管理、防火、清理街道、供氣等事務囊入手中，與倫敦的相關管理機構倫敦城市公司（London CityCorporation）形成競爭。1889年，新成立的倫敦郡議會（London County Council）成為倫敦的管理機構，取代首都市政工程局負責下水道事務，并任命威廉·迪布丁（William Dibdin, 1850-1925）負責下水道改革。迪布丁自1882年以來一直是首都市政工程局的首席化學家，負責倫敦下水道流入泰晤士河流域的事務。
　　面對倫敦下游的泰晤士河污染，迪布丁致力于下水道處理的“生態思考”。他認為，以前的下水道處理方法“與自然方法背道而馳”，是“控制自然而不是幫助自然”，更沒人費心去了解“自然方法的奧秘”。當時，下水道沉淀廠的通行做法是把化學物質添加到下水道中稀釋污水。這項工作沒有技術含量，非熟練工就能勝任。迪布丁采取了一種迥然有別的管理模式，為倫敦的下水道排水口配備分析化學家。分析化學家負責檢查下水道的沖刷力度，以此決定預防腐爛的蘇打的濃度。為準確了解污水的含氧量，迪布丁每周檢查魚的生活狀態，在河口的不同地段和海灘的泥沼中稀釋氧氣。1894年，迪布丁把三年內調查的6400份樣本匯編成冊，詳細記載了泰晤士河口的氧氣和有機污染物的比例變化，成為首份系統梳理主要水生生物氧氣平衡的資料。這體現出迪布丁重視下水道管理中的“生命”“恢復”“復原”“休養”等階段，強調水中生物的增長和新陳代謝平衡。這種做法是下水道處理技術的一場革命，成為更新下水道處理觀念的一部分。
　　1897年，迪布丁從倫敦郡議會辭職，出任下水道處理顧問。在《下水道和水的凈化》（ThePurification of Sewage and Water）一書中，迪布丁系統論述了“生態下水道”理論，成為下水道生態處理技術的權威。報刊紛紛稱贊下水道生態處理便宜又簡單，對它的應用前景表示樂觀，并對耗費時日才掌握如此簡單明了的解決之道詫異不已。20世紀初，生態下水道工程在各地被采用。
　　五、結 語
　　城市污水處理不僅僅是行政、技術和醫學事務，也事關居民生存。因水污染治理意識、下水道改革觀念、下水道技術設計等方面存在差異，污水處理及相關問題成為社會各界關注、報刊辛辣評論、議會爭論不休的重要議題。歷經100年的變遷，倫敦的下水道改革從雜亂無章發展到生態處理，較好地解決了城市排水、下水道排水口、河流污染等問題，也降低了城市污水帶來的負面影響。
　　在下水道改革中，相關負責機構的職權以及下水道改造觀念不斷調整。八家下水道委員會、公共衛生期間的首都下水道委員會、巴扎戈特為代表的首都市政工程局、迪布丁為代表的倫敦郡議會，先后負責下水道事務，并在其職權范圍內進行改革，但其效果卻迥然有別。下水道委員會有權興建新下水道，強制住戶的家庭排水溝與下水道連接。其沒落不是因未履行職責，而是查德威克等人從傳染病學、社會學、經濟和技術等方面攻擊它的舉措，貶低它的作用，才給人們留下失職的刻板印象。查德威克的調查揭露了各城市普遍存在的排水不暢、下水道不足等問題，而其支持的小管道排水設計雖看似快捷方便地解決污水排放問題，但是加快了泰晤士河污染，加速了霍亂、傷寒等水生傳染病肆虐。查德威克獨斷專行的做事風格、短視的下水道方案使他成為眾矢之的，也使首都下水道委員會被新機構取代。1858年泰晤士河“大惡臭”迫使首都市政工程局重新設計下水道方案。巴扎戈特的下水道設計系統將下水道的排放口置于泰晤士河倫敦段南北岸的下游，減少了對泰晤士河的污染，改善了倫敦的下水道排水狀況。該工程歷時十余年，耗資巨大，被視為維多利亞時期最偉大的成就，但也存在隱患。位于泰晤士河下游的下水道排水口依然污染了河流，惡臭氣味依然存在。19世紀末，迪布丁從生態觀念出發治理下水道，找到觀念更新與技術改進的切合點，并兼顧政治意圖與實用性。這種做法被沿用下來。
　　倫敦下水道改革不僅較好解決了城市排水和河流污染問題，也間接減少了相關水生疾病的發病率。霍亂作為惡性水傳播傳染病曾在19世紀中葉四次肆虐英國，倫敦作為水污染最為嚴重的城市，也成為霍亂最嚴重的城市，更是1866年第四次霍亂的重災區。而1875年倫敦主下水道全部竣工后，霍亂基本上從倫敦消失。傷寒是另一種水生傳染病，是供水不暢和排水不佳的一個晴雨表，曾在19世紀的倫敦興風作浪。19世紀六七十年代，女王丈夫阿爾伯特親王因傷寒去世，王儲愛德華王子也因傷寒而患病，即便王室都無法避免下水道氣味的侵害，遑論其他階層。19世紀末，供水改革和下水道改革成功地降低了它的致病率。1891—1900年間傷寒的死亡率恰好是1871—1880年間的一半，到1904年，其死亡率僅為1870年代盛行時的1/3。
　　在此期間，其他城市也先后進行下水道改革，面對的難題和責難也與倫敦類似。早在1792年，經濟快速發展的曼徹斯特就興建下水道，從1847年起允許家庭排水溝連入下水道。1860年代以來，與倫敦一樣，英國其他城市的下水道建設也進入快速發展期。其中，布里斯托爾、卡迪夫和卡萊爾以倫敦為榜樣，修建完整的下水道體系。到1870年代，威爾士的采礦鎮梅瑟蒂德菲爾（Merthyr Tydfil），約克郡南部的煤礦城鎮巴恩斯利（Barnsley）、伯明翰，以及溫泉城鎮利明頓（Leamington）等城市也都根據自身特色興建下水道。一些小城鎮還獲得無息貸款用作下水道建設資金。當然，這些城鎮也經常遇到下水道改革中的技術難題。1874年，關于下水道處理的技術專利共計32項，但一些棘手難題仍然未能解決。正是存在技術處理上的難題，才致使各地的下水道建設留有遺憾，也使相關機構被指責為懶散無能，拖延乃至“忽視”下水道建設。客觀而言，與倫敦一樣，各地的相關機構雖受制于觀念局限和技術難題，但能夠根據復雜多變的情況予以應對，基本能夠履行職責，對其不應過分苛責。
　　此外，下水道建設也改變了英國人對個人自由與公共事務的看法。下水道是現代城市生活所面臨的挑戰和危險的縮影，是對個人自由處理排水的自主權的一大威脅，而家庭排水溝與公共下水道連接的后果也引起恐懼。這實則反映出工業化和城市化對傳統私人管理排水事務和觀念的沖擊和更新。19世紀倫敦下水道改革為制造技術和市政工程建設提供了一種高瞻遠矚的視野，并與城市管理的快速發展有機結合起來，成為影響所有城區的緊要事務。此后，城市排水問題不再是個人的自主處理事務，而是市政建設和改革的必要部分。
　　作者： 毛利霞
　　本文刊于《蘇州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第98-106頁，為了方便閱讀，原文中的注釋和參考文獻被刪除。